昨天有媒體傳出保定將成為中國“政治副中心”的消息,雖然發改委和保定市的相關人士很快表示“沒聽說”、“不知道”,但這還是觸動了輿論的神經:該如何對北京等超大城市進行資源和人口分流?
  京津冀協同發展已成定論,保定承接首都功能紓解和產業轉移的大戰略也已形成。在民間,緊貼北京的幾個河北區塊早已開始京冀的“一體化”,那裡涌現的大批房產都由在京工作人口購買。京津冀協同發展既是自然過程,如今也有了來自中央的政策推動。
  現在輿論中有不少聲音期待完全由中央主導分散大城市壓力,同時在全國範圍內促進資源分配的公平。然而需要指出,政府對解決這一重大問題不是萬能的,這期間市場的調節力量必須受到鼓勵。
  北上廣等超大城市的形成有計劃經濟因素,但不全是。首都的政治功能可以部分拆解,但這不是無限的。上海廣州形成超大規模,市場因素更高。
  分散超大城市的資源確有必要,但需看到,在當前地域差距的現實下,有些資源今天只有在超大城市“才是資源”,換個地方可能就不是了。比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它是北京的優質資源之一,但它如果搬遷到中國今天的某個中等城市,它的市場將迅速萎縮,用不了幾年就會衰落。
  再看看足球,群眾性要比話劇廣泛得多,它最火爆的市場和表現最好的球隊就相對分散一些,但也都集中在一二線城市。
  中國資源的不均衡,說到底還是超大城市同中小城市綜合社會發展的不均衡。要促進中小城市的產業發展,讓那裡的民眾變得有錢,形成滋生新優質資源或者吸引外部優質資源前來落戶的社會基礎條件。
  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多頗具競爭力的中小城市,中國前三十幾年改革也誕生了一些特色中小城市,它們都具有極強的自我生長力,它們如能夠繼續發展、增多,將是重構中國優秀資源佈局、緩解中國超大城市人口壓力的真正希望所在。
  人口不顧一切地向大城市匯聚,這在發展中國家往往最突出。人口集中帶來了繁榮,也積累了最終難以承受的生態壓力。由於中國並未根本解決中小城市的產業發展問題,我們限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也一直未有實質進展。
  年輕人是人口向大城市流動的絕對主力,他們極少有人是衝著大城市的“優質社會服務體系”去的,他們是衝著工作和前途而去,為此寧肯忍受擁擠和霧霾。中小城市需要有工作,有更多薪酬不比大城市低太多的工作,有能夠讓年輕人構想一生前途的社會發展願景。這一切往往等不來,需要像蘇州、義烏、張家港那樣拼出來。
  如今國家扶持中小城市的願望非常強烈,限制資源向超大城市集中也已成國家的政策自覺,但現在來自中小城市的創新和拼搏衝動需要進一步激發。中國需要產生面向未來的一批新特色產業城市,各地需要創造強有力的杠桿,撬動這些潛在的機會。
  如果保定最終得以扮演紓解首都部分功能的角色,那麼這其中有幸運的成分。這樣的幸運不可能是普遍的,對大多數中小城市來說,超大城市的功能和資源不能等著分配到自己頭上,需要去“搶”。改革是各地競爭力重塑和大爆發的過程,誰有本事“搶”,未來就屬於誰。▲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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